2021-04-12 09:13:01
摘要:目的回顾性分析生育政策放开后杭州地区早产发生情况、产妇特征以及分娩方式结局等情况变化,为后续高危孕产妇管理和预防早产发生提供可靠参考依据。方法收集2015-2019年杭州市孕产期保健系统上报的孕产妇资料,对孕产妇特征、早产发生情况及高危因素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在“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调整前3年中,经产妇和高龄比例上升,且高龄经产妇比例上升。2018年为生育政策调整的第四年,经产妇和高龄产妇比例较前有下降。2015-2019年杭州市早产发生率呈上升趋势。早产结局高危孕产妇发生率明显增加,且合并多种复杂高危妊娠因素的比例上升。结论2015-2019年杭州地区早产发生率逐年上升,高龄产妇、高危孕产妇比例上升。应重视早产的三级预防,在孕产妇围生期保健中实时动态进行妊娠风险筛查,实施适当的分级分层管理措施,改善母婴结局。
关键词:妊娠;高危因素;早产;生育政策
早产是产科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早产儿因器官发育、免疫功能等方面的不成熟,成为围生儿发病、死亡及远期并发症的主要原因。2011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颁布的《中国妇幼卫生事业发展报告》中指出,早产或低出生体质量是导致5岁以下儿童死亡的第一死因顺位[1]。鉴于新的人口与生育形势[2],2013年11月国家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5年10月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新一轮生育政策调整后[3],累积生育需求逐步释放,全社会普遍关注中国孕产妇特征变化情况及出生人口素质状况。本调查旨在了解2015-2019年杭州地区孕产妇早产发生情况及产妇特征等,为后续高危孕产妇管理和预防早产发生提供可靠参考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研究为回顾性调查,调查对象为纳入杭州地区孕产期保健系统,生育政策调整后的2015年1月1日-2019年12月31日期间分娩的产妇,排除因出生缺陷及计划外生育引产情况,围生儿分娩时均为成活。按照分娩时孕周≥37周,为足月组。早产指妊娠上限不满37周,下限设置采用孕周≥28周或新生儿出生体质量≥1000g[4],此期间分娩的产妇为早产组。
1.2数据收集
本调查所收集的全部资料均源自杭州市社区卫生服务平台,孕妇一般情况和妊娠风险由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围产保健专业人员录入。妊娠风险评估按照国家[5]和杭州市卫生行政部门相关文件进行,分娩结局则由助产机构统一录入杭州市产时系统平台。2015年纳入数据80943例,2016年纳入数据123452例,2017年纳入数据123168例,2018年纳入数据110893例,2019年纳入数据114994例。
1.3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25.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相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或趋势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孕产妇年龄及产次特征
2015-2017年分娩产妇中,产次为初产的产妇比例逐年下降,经产妇比例呈上升趋势,年龄≥35岁孕产妇比例亦逐年上升。2018-2019年分娩产妇中,初产妇比例上升,经产妇比例下降。调查结果显示在“全面两孩”生育政策调整前3年中,经产妇和高龄比例上升,且高龄经产妇比例上升。2018年为生育政策调整的第四年,经产妇和高龄产妇比例较前有下降。早产组中孕产妇年龄及产次呈相同变化(P<0.05)。见表1、2。
2.2早产儿发生率
2015-2019年杭州市平均早产儿发生率5.98%(33511/560116),其中2015年早产发生率5.74%,2016年早产发生率5.86%,2017年早产发生率5.91%,2018年早产发生率6.02%,2019年早产发生率6.32%。2015-2019年杭州市早产发生率呈上升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3剖宫产率
2015-2019年总剖宫产率和足月组剖宫产率均呈逐年下降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早产组中剖宫产率维持在较高水平,但无明显差异。见表4。
2.4早产分娩结局的孕产妇高危情况
2015-2019年早产结局孕产妇总数为33511例,其中高危孕产妇24005例(71.6%)。2015-2019年早产结局高危孕产妇发生率逐年上升。2018-2019年黄色高危比例下降,橙色、红色高危发生率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72.330、350.199,均P<0.001)。早产结局孕产妇中,2015-2017年高龄孕产妇比例明显上升,2019年下降明显。高危因素为“瘢痕子宫”的比例2015-2017年逐年上升,2018年则呈现明显下降。高危因素为“辅助生殖”“多胎”在2015-2018年无明显波动,2019年明显升高。见表5、6。
3讨论
早产严重威胁婴儿的生命健康,即使存活也有可能存在智力低下、视力或听力异常等远期并发症,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早产儿全球报告》,全球早产或低出生体质量发生率由2005年的9.6%上升为2012年的11.1%[6]。2011年一项全国调查显示我国早产发生率为7.1%[7],低于WHO报道的平均水平,与欧美国家对早产诊断标准不统一有关。本调查显示2015-2019年杭州地区平均早产率5.98%,低于全国水平,可能与杭州地区开展孕产妇全程分级分层保健管理、规范孕期产检及产妇良性的社会因素(受教育程度、孕期健康教育普及等)有关[8]。国家生育政策调整,尤其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独生子女政策阶段累积的生育要求集中释放,普遍预期高龄产妇将有所增多。本调查显示杭州地区2015-2017年分娩产妇中,产次为初产的产妇比例逐渐下降,经产妇比例呈上升趋势,年龄≥35岁孕产妇比例亦逐年上升。2018年为生育政策调整的第四年,初产妇比例上升,经产妇和高龄产妇比例较前有下降。本调查表明第一代独生子女政策下育龄期妇女再生育需求在两孩政策后前三年集中释放,故经产妇和高龄经产妇比例上升。这是由于政策放开后,累积生育需求集中释放,高龄夫妇“追生”意愿强烈[9-10],进而导致了分娩人群结构特征的变化。后期随着再生育需求和生殖能力的下降,高龄产妇及高龄经产妇比例可能不再继续上升。徐洁等[11]调查亦表明,杭州地区育龄居民有较高的生育意愿,且30~39岁年龄段人群的生育意愿高于40岁以上的人群。近20年来我国的剖宫产率居高不下,“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对孕产妇分娩方式亦带来一定影响。本调查显示2015-2019年总剖宫产率和足月组剖宫产率均呈下降趋势,分析原因可能为生育政策调整与非医学指征剖宫产率控制各项措施共同作用的结果。早产组中剖宫产率仍维持较高水平,可能与医源性早产的产科处理有关。故需对妊娠高危因素进行及早筛查、孕期规范管理和积极治疗,能有效减少妊娠分娩不良结局发生。国内外研究[12-13]显示,高龄产妇分娩早产和低出生体重儿的风险增加。高龄妊娠、双胎妊娠及瘢痕子宫妊娠等都是自发性早产高危因素,早产发生率增加与这些高危因素增加有关。辅助生殖技术广泛应用,使多胎妊娠比例提高,导致低危人群发生早产风险增加。有研究[14]显示,女性不孕症患者在运用辅助生殖技术受孕后将增加早产的风险。本调查显示,早产结局高危孕产妇发生率明显增加,黄色高危比例呈下降趋势,橙色、红色高危比例上升趋势,表明本地区高危孕产妇情势险峻,合并多种复杂高危妊娠因素的比例上升。2015-2019年杭州地区早产发生率逐年上升,可能与高龄产妇比例增加,高危孕产妇比例上升,产妇孕期合并瘢痕子宫(剖宫产史、子宫肌瘤剔除史)、多胎等高危因素等有密切关系,与其他报道[15-16]一致。目前,虽然杭州地区早产儿发生率还处于相对降低水平,但整体新生儿科发展并不完善,救治能力有限。因此,应重视早产的三级预防:一级预防针对所有的育龄妇女及孕妇,通过健康教育和宣传引导,做好孕前咨询评估,利用杭州市母子健康手册APP进行孕产妇自我健康管理、健康查询,努力发现并消除早产的危险因素;二级预防针对具备早产高危因素的孕妇,利用智能化产科电子病历实现区域信息系统的孕产妇保健信息互联互通[17],实施动态监护,开展分级分层管理、及时采取干预措施,充分降低妊娠期并发症及合并症的发生;三级预防针对先兆早产及早产临产患者进行诊治[18],根据不同病因或机制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措施进行科学合理的防治。在孕产妇围生期保健中实时动态进行孕产妇妊娠风险筛查,对孕产妇提供更加规范的生育能力评估和备孕指导,及时发现早产危险因素、提出个性化改进措施,提供连续的综合保健医疗服务和母婴健康素养教育,做好孕产期全方位、全过程的健康管理。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降低早产发生率,改善母婴结局,从而有效提升妇女儿童身体素质和生命质量。
作者:姜李媛 朱旭红 陈晓雯 单位:杭州市妇产科医院 杭州市妇幼保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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